中国依然处于发展大浪潮当中，城市格局是由经济结构变迁决定的，而且变化日益微妙，如果不能从深层次上分析这个问题，就永远只能停留在“数字”表面。

今天我们就剥去一层层外皮，将真相呈现的一览无余！

在一篇文章中，透露了未来一个阶段，中国城市发展的“红利之所在”。

文章说：今年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向纵深推进、综合政策效应加快显现的重要一年。其中在“培育发展城市群和新生中小城市”方面有5项工作：

这5项工作，就是当前国家层面给予地方层面最大的红利之所在。其中第三项，是含金量最高的，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。

“规划布局中心城市，开展国家中心城市研究”，这句话非常简单，但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和最激动人心的城市发展机会。

国家中心城市，是国家城镇体系的最高层级。年2月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《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(-年)》，明确提出建设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五大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；去年5月和12月，成都、武汉、郑州也分别入选。

就是说目前已经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有8个，分别是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成都、武汉、郑州。有媒体爆料，国家中心城市是12个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即除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全球城市，还有10个国家中心城市。如果最终真确定是12个的话，那还有4个名额。而目前正在积极争取进入国家中心城市行列的，至少还有沈阳、南京、西安、长沙、杭州、青岛、宁波、厦门等城市。

截至年3月底，我国已形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、珠江三角洲城市群、京津冀城市群、中原城市群、长江中游城市群、成渝城市群、哈长城市群、辽中南城市群、山东半岛城市群、海峡西岸城市群、北部湾城市群、关中城市群共12个国家级城市群。

截至年3月底，国务院共先后批复了6个国家级城市群，分别是：长江中游城市群、哈长城市群、成渝城市群、长江三角洲城市群、中原城市群、北部湾城市群。

“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发展格局正日益形成。”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候任理事长肖金成认为，在城市群日益崛起的背景下，对城市群的定义和界定是一项复杂工作。城市群应由相当数量的城市组成，还要以一个以上的大都市作为核心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，同时，城市之间须有紧密的内在联系。

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宁越敏看来，城市群必然是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，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不低于万的人口规模，各个城市沿着交通走廊分布，同时城市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等。

各城市群实力又如何，我们可以从NASA提供的卫星灯光图中比较一二。

从这份全国夜晚灯光图中不难看出，灯光亮度基本符合“黑河-腾冲”的胡焕庸线分布。胡焕庸线以东，以43%的国土面积，集中了全国93%的人口和95%的GDP。

这份图上，最闪亮的两部分区域分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，这也是中国目前最为成熟的两大城市群，而作为传统三大城市群之一的京津冀除了北京天津之外，其他都呈散点排列，至于新晋的中原等城市群，规模上还不明显。

先来看珠三角，珠三角的城市灯光几乎融为一体，从广州到深圳再到香港澳门，城市的地理边界基本消失。

虽然在面积和人口规模上，珠三角不如长三角与京津冀，但在城市化率上却是遥遥领先。年，珠三角城市化率达到84.12%，成为全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，而长三角是67.5%，而京津冀刚刚达到60%。

传统意义上的珠三角城市群只是相对于广州深圳等九市而言，最近发改委提出珠三角湾区的规划，将香港、澳门纳入珠三角城市群。如果能打破行政阻碍，珠三角将以香港、广州、深圳等三大超级城市为核心，跻身世界城市群之林。

长三角：经济实力全国最强

传统意义上的长三角城市群，只包括上海和浙江、江苏等16个核心城市，从灯光图上看，这些城市几乎连成一体，上海与苏州的关系最为紧密。

年最新的规划将合肥等10个城市扩容进来，长三角扩大到26市。但从灯光图上可以明显看出，刚刚被扩容进长三角的合肥，并不在覆盖范围之内。

不过，除去新近加入的合肥等城市，长三角的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以年数据为例，长三角16个核心区城市整体GDP达到了10.6万亿元，贡献了全国15%的GDP，而当年珠三角和京津冀分别为7.8万亿和6.6万亿。

京津冀虽然覆盖范围大过珠三角，但与珠三角相比，除了北京、天津两大超级城市在灯光图上有连接之外，河北的大多数城市都以散点形式分布在周边，这足以说明，京津冀城市群，远没有规划上宣布的那么耀眼。

其实，北京、天津与河北这三大区域，在发展话语权上是完全失衡的。

北京集聚全国资源于一体，天津承接了一系列国家战略项目和工程，也可谓北京吃肉天津喝汤。然而，地域更为广阔的河北，却饱受落后产能之困，服务于北京，却不能获得多少实质上的回馈。

与长三角、珠三角相比，京津冀的污染是全国首屈一指的。年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区域PM2.5平均浓度分别为71、46、32微克/立方米，这三个区域，只有珠三角符合国家二级标准（35微克/立方米），京津冀则超标一倍以上。

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个新概念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地处长江中游的城市群，由武汉城市圈、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构成。

显然，这三大区域，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产业协调性，都不处于同一层次，说是城市群，有些勉强。

从灯光图上看的最为明显，这三大区域完全没有连在一起。武汉城市圈灯光亮度最高、长沙区域次之，南昌区域再次之，这也是经济实力的写照。这三个区域，目前都还只能各自发展，难以形成类似长三角、珠三角这样的体量与层级。

从城市灯光图上看，成渝城市群只有成都、重庆两大超级城市，其他都呈散点分布，中间地带尚未发展起来。

不过，相比于有点无线的长江中游城市群，成渝之间人文相近、资源禀赋想通、市场与产业的关联性与互补性较强，本来就有良好的一体化基础。

在国家定位上，两地也是有意错开。虽然都是国家中心城市，但不同之处是，成都着眼于西部，定位是“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、科技中心、文创中心、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。”而重庆则重在长江中上游，定位是“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、金融中心、商贸物流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、航运中心。”

定位不同，按说应该能够错位发展、协调互补。不过，过去几年来，两地在自贸区之争、IT产业之争、迪士尼西部项目之争上如火如荼，互不相让。

作为最年轻的城市群，中原城市群说到底就是以郑州为核心的城市群，虽然号称覆盖五省30个地市，但核心区基本都在河南省内，外围区域只有山西晋城与安徽亳州纳入其中。

从灯光图上看，郑州与山西晋城和安徽亳州联系并不紧密，不过与省内的开封、洛阳等区域正在连为一体，实际辐射力还只是在一省之地。

最近两年，规划上给予郑州的肯定连接不断。先是获批国家级交通枢纽，接着再与武汉共同成为国家中心城市，再加上中原城市群的正式公布，郑州作为中部龙头的位置由此被确立。

哈长城市群虽然位列国家级战略，但从灯光图上看，哈尔滨与长春呈现的仍旧是各自发展的模式。两地的灯光亮度还不如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。

不过，东三省面临的真正问题，还不是有没有城市群，而是经济增速持续下滑，人口持续外流，发展前景堪忧。到年，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GDP增速分别为3.0%、6.5%、5.7%，与年相比下降了11.2、7.3、7.0个百分点。

人口形势更加严峻，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入为36万，十年后的“六普”则显示，东北人口净流出万人。

继续详解地域经济格局，我们就必须要弄清一个概念：产业链。中国“传统产业链”是怎么样的呢？

我们以纺织服装为例做一个说明：新疆的“棉花”先运到山东，在山东做成“纱线”，山东的“纱线”再运到“江浙”做成面料，这些面料再运到广东做成“服装”，然后再贴上各大品牌的标签，我们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是这样做出来的。

从“棉花”到“纱线”是初级加工，这是劳动密集型生产，从“纱线”到“面料”是深度加工，需要染色、漂染等各项功能的检测，而从“面料”到“服装”则需要设计师的创意注入，然后才能成为一件衣服。最后就是“品牌”运作，经过品牌方不断的营销和宣传，最终成为各类人群追逐的品牌服装。

大家发现没有，在这条传统的产业链中，从低到高依次是：新疆、山东、江浙、广东，这些区域的经济水平依次递增。

这就是定位决定的，你所处的环节越高，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就越大，以脑力劳动为主，获得的收益就越高。你所处的环节越低，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就越低，以体力劳动为主，往往都是粗放型的生产。

从产品角度来说，品牌运作就是产业链的最高环节，比如我们使用的苹果手机，虽然都是富士康生产的，但我们从来不会认为它是“中国制造”的，这就是品牌的神奇之处。这也是中国经济的瓶颈，沦为给别人代加工的地步，处于整个世界产业链的低端环节。

从商业角度来说，金融才是产业链的最高环节。无论是服装这样的快消品，还是服务行业，很多品牌都把总部设立在北京，赚到了钱再送到上海运作（上海股交所）。

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就是这样来的：

新疆—山东—江浙—广东—北京—上海。

究其本质是这样的：

材料—加工—成品—品牌—金融。

就是这样一个过程，所以有时先天条件更容易决定一个区域的定位，比如几乎所有的“资源强势区域”都处于“经济洼陷区域”。比如内蒙、新疆、山西拥有很多优越的原材料，羊毛、矿产等等自然资源，无论你的养殖、开矿技术做到多么极致，却永远只能处于“资源”这个最低端环节。

而江浙和广东往往其实都是土地的贫瘠之处，他们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才能维持生活。这就好比一个人天生拥有“坐享其成”的老本，往往“不思进取”。而一个人如果生下来“一无所有”，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创造欲望。

所以，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不够努力，而是你生存的大环境造就了先天的一种劣势。你的环节定位既跟你的区域有关，也跟你的背景、环境、学识、能力有关。无论你在某个环节做到多么极致，永远还只能停留在这个环节。

除了先天条件之外，后天政策也是一大驱动。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，其实就是把一些政策给了沿海城市，深圳、厦门、宁波、青岛、大连这五大计划单列市，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它们自南向北分布，这种外力性的“政策驱动”在上一个改革开放阶段发挥着巨大作用，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城市发展格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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