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·王戡

多伦路是上海市的文化地标。上海市之外，南京市也有多伦路，天津市则有多伦道，一样位居城市中心。这些道路得名的多伦县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。它当今人口只有10万，是上海市多伦路所属虹口区的七分之一；国民生产总值不到50亿元，大约是虹口区的5%。

各大行省与名城大邑被用作路名不足为奇，多伦这样一座平平无奇的草原小城，为何能够与之比肩？原因出自孙中山先生的《建国方略》。他将多伦规划为从“北方大港”通向西北的门户，汇聚九条路线的铁路枢纽。伟人的畅想影响了一代人的地理观念，进而贯彻到现实的城市规划与道路命名。

孙中山选中多伦展开想象，并非毫无缘由的浪漫。这座小城兴起于清代，得益于张家口至库伦的草原贸易线路，成为扬名塞外的贸易城市，得到各国商人和探险家的垂青。而其兴衰起落，也是一段独特的历史回忆。

会盟之地变身塞外商都

盔甲闪亮的骑兵展开弯月阵，呼喝着往返演示冲锋。身着号坎的步兵排成战列，前排手持刀盾掩护，后排举起火枪，一声令下，连打三轮齐射，枪声震耳的同时硝烟弥漫。随后，8门镀有金色花纹的大口径铜炮开始轰击，远处草原上腾起朵朵烟云。一众衣着鲜亮的蒙古王公抬头眺望。居中正坐的康熙帝玄烨，放下了手上的单筒望远镜。

清康熙三十年（年）农历五月的乌兰布统草原一隅，一场规模宏大的军事演习正在进行。周边是一望无际的大小帐篷，不同颜色的旗帜随风飘扬。

这是玄烨与内蒙古49旗和外蒙古札萨克图、土谢图、车臣三部王公贵族的会盟仪式。前一年，清军在乌兰布统草原上击败了蒙古准噶尔汗。玄烨挟战胜的威风，召集内外蒙古王公重新编列盟旗、赐赏封爵，重整草原统治秩序。不仅安排八旗兵丁展示火器，他本人还亲自骑射围猎，借以炫耀武力。

历代帝王羁縻边疆，都讲求恩威并施，玄烨也不例外。演武之外，他敕令就地营建一座喇嘛庙，以“诸蒙古恪守侯度，奔走来同，犹江汉朝宗于海”之意，赐名汇宗寺，作为此次会盟仪式的纪念。此处草原因有七处湖泊，便于大军驻扎，因而被选为会盟地。蒙古语中，“七”读为“多伦”，湖泊旧称“海子”，读为“诺尔”。多伦县的前身“多伦诺尔”，从此出现在历史舞台。

草原上缺乏树木，更没有多少熟悉土木的工匠。皇帝一声令下，从各地调遣人员、物资，营建起一座座寺庙、僧房。直隶、山西等地原本就有不少“旅蒙商”做草原生意，此时也追随而来，为工程供应所需。这座皇家寺庙很快成为草原上的焦点。多年后，日本人泷川政次郎参观汇宗寺，感叹“在一棵树木也不能生长的沙漠地带，为了建造这个壮丽无比的喇嘛庙，究竟需要多少人力也是难以想象的”。

康熙四十年（年），汇宗寺落成。清政府每年赐予白银两作为常费，寺内有蒙古个旗派来的喇嘛又有本旗支付的钱饷，寺内每年经费达白银2.8万两，是草原上第一等的金主。这些喇嘛的饮食、服装、器物都需要在本地解决，原本逐利于营建的商人，转为服务寺僧。商品的聚集吸引蒙古牧民，他们在到汇宗寺参拜时，往往赶着大批牲畜顺路销售，换取各种生活所需。短短20年时间，就以汇宗寺为中心形成一片“俨然一大都会也”的集镇。

康熙四十四年（年），玄烨赐予掌管内蒙古藏传佛教的章嘉活佛“呼图克图”尊号，将多伦诺尔汇宗寺作为其驻跸地之一，“每年冬春驻北京，夏秋则驻多伦诺尔”，该寺一度成为内蒙古佛教的总本山。

雍正五年（年），皇帝胤禛又拨库银10万两，下令在多伦诺尔增建善因寺，归二世章嘉呼图克图管辖。此举又带来一波营建和一批喇嘛进驻，寺旁集镇继续扩大。道光年间，多伦诺尔的喇嘛有余人。

清代册封的66位蒙古活佛中，除章嘉呼图克图外，还有14位以多伦诺尔为驻跸地。这里和归化、西宁等地，并列为蒙古活佛觐见皇帝的六个班次。

两座寺庙和诸多活佛，以及定期的宗教活动，成为多伦兴起的动力。咸丰十年（年）七月，第十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业希丹毕尼玛到多伦避暑，内外蒙古各旗王公、贝勒、贝子等到多伦贡奉珍品财物，连续三天举行盛大欢迎会。光绪十四年（年）三月，第十八世章嘉呼图克图业希丹毕嘉索从五台山到多伦，库伦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派遣代表致贺，内外蒙古各旗王公等贡奉珍宝、驼马等物价值数十万两。

大规模的物资集散刺激了商贸往来，多伦诺尔由此逐渐兴旺。旅蒙商把多伦诺尔作为基地，收购皮毛、牲畜，做销售粮食、茶叶的生意。“即以砖茶一项而论，每年销数甚巨，粮行亦占贸易大宗，故金融活发，商民富饶，拟于上都良非虚语”，后人如此回忆。

掌柜、伙计、脚夫、车把式云集，为他们服务的钱庄、饭馆、客栈、戏楼等随之兴起。人员进一步聚集，产业随之变化，由贸易为主进而产生手工业。旅蒙商引入工匠，就地加工皮毛，制成皮裘、毛毯、皮靴、毛鞋、绒帽等商品外销。多伦诺尔的“七湖”中有咸水湖，关内技工到此制盐、制碱，每年又能贡献税收逾10万两。

同治年间，多伦诺尔有商户家，人口7万余。到宣统三年，男女已达13万口。行政地位也从乾隆年间隶属于独石口管站员外郎的多伦诺尔理事厅，升级为与张家口、独石口并列的“口北三厅”。城中各方商旅往来不绝，商路辐射广泛，“其贸易地南至平津，北至库伦，东至呼伦贝尔，西至新疆、西藏，最繁盛时年输出输入额达二千多万银圆”。山西商人修建了关外唯一的山西会馆，直隶商人也集资营建直隶会馆作为据点。位于张家口到库伦间的张库大道，为多伦诺尔专门拐个弯。

多伦诺尔的名声，随着张库大道传播到了远方。年夏天，自称“剑虹生”的日本人到多伦考察，将这座城市的发展总结为“蒙古王侯来谒见活佛，多济金银，供养众僧，以此逐使市街得臻繁盛”。他还称：“其市街之地位，远至库伦，近入东蒙古，当中蒙贸易之冲，欲观将来蒙古贸易之发展，无过于此地也。”

多伦诺尔的兴起故事，显然影响了孙中山。他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将多伦列为西北铁路中心和北方国防中心。地理学者张其昀对此评价：“中山先生理想中之新多伦，亦为一世界的都会。”带来这城市故事的，不仅有中国人、日本人，还有许多来自西方的观察者。

外国人眼中的“买卖城”

今天，从卫星地图上观察多伦县城，会看到北面汇宗寺附近各色建筑物横向延伸，南面则是一处界限分明的城圈，里面布满了平房院落。这一格局，直接继承自清代的多伦诺尔。当时，多伦诺尔市镇的北部通称“喇嘛庙”，以汇宗寺、善因寺为中心；南部叫“买卖城”，汇聚了行政机关和商铺。

多伦诺尔在国内史籍中的记载，往往较为轮廓化，如寺庙“巨丽无比”，街道“铺民聚集”而已。得益于晚清国门大开之后到多伦游历的外国人，他们满怀好奇抵达这座塞外小城，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载。

年，多伦诺尔景色。水系很美，因此自古享有“塞外江南、草原水乡”之誉。

草原地形平缓，建筑本身就是地标。年代，法国人古柏察来到多伦，首先看到的就是两座喇嘛庙闪闪发光的金顶，城区则是“一大片既简陋又分布不整齐的住宅区的堆积”。50年后，年，俄国人阿·马·波兹德涅耶夫抵达多伦，第一印象同样是城市没有任何景物，“只有一排一排的房子”。

传统中国城市缺乏市政管理，面貌并不喜人，多伦也不例外。古柏察走进买卖城，看到街道狭窄又弯曲，道路中间已被碾轧成污水坑，车辆、骆驼、骡子都在泥中跋涉。人在街道两侧行走，旁边都是垃圾堆。波兹德涅耶夫的印象同样糟糕：“这座城市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极度的贫穷和简陋。简直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多伦诺尔的街道和巷子更脏、更乱的地方。”日本人鸟居君子在年到多伦，见到的市面稍有进步，街道铺有路石，但依然积满污水。

肮脏的市面掩盖不住热闹。古柏察承认，汉人和蒙古人商队络绎不绝的往来，“使多伦诺尔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和气氛活跃的景象”。他以法国式的浪漫，写下街道上活跃的面貌，“那些流动的商贩们奔走于街头，向过往的行人推销着小商品；那些坐商们则在店铺里甜言蜜语且彬彬有礼地招揽买主；那些身着红色和黄色袈裟的喇嘛们，骑在马上，则试图炫耀他们在艰难的通道中驾驭狂暴且不驯服的马匹的本领。”

波兹德涅耶夫走遍了多伦买卖城的每一条街道，留下的记录更为细致。城北，东西向的头城街上，有当地最高行政长官“直隶多伦诺尔抚民同知”的公署，以及绿营驻军长官“多伦协副将”的衙门。牛市街、马市街垂直于头城街向南延伸，顾名思义，这两条街都是交易牲畜的地方，近两年交易的马有7万匹、牛4万头、羊有35万到40万之多。巨大的交易量当然引起了官府注目，这两条街都建有木栅大门，设着收皮毛税的税务署。

城南，南北走向的兴隆街上，满是货栈、银号、钱庄。波兹德涅耶夫认为，这里是多伦最富有的地方，街上的三官庙是“城里最美的建筑物”。此外，还有一家老牌饭店兴隆馆，相传康熙皇帝曾在这里用餐，连街道也是因馆得名。货栈中有3家茶栈，每年运进砖茶3万箱，远销喀尔喀、库伦。游牧在附近的蒙古人，则更愿意直接来多伦买散装的茶叶。街上的大货栈里，已经出现了来自俄国丘利亚耶夫和巴布金两家厂商的呢子、莫罗佐夫厂的粗平布和棉绒布，与中国内地所产的棉布、印花布、绸缎摆放在一起。

与兴隆街平行的福盛街是皮毛制品一条街。街上有63家店铺，经营毛毡、马衣、皮革等制品，前店后厂，自产自销。还有一条东盛街，南北贯穿全城，聚集了家店铺，却是“最下等的旧货市场”，每家店铺门口，都是旧衣服、锈铁器、三条腿的桌子和破烂橱柜箱笼，街上挤满了乞丐和找不到活儿的匠人。

横穿买卖城的长盛街，是多伦最特别的地方，聚集着一批专做佛像的铜匠铺，其中以“阿尤希”在蒙古草原上最有名气。古柏察游历过西藏，声称多伦出产的大小铜佛像，“不仅仅在整个鞑靼地区，而且在西藏最偏僻的地区都具有赫赫的名望”。他亲眼目睹，一尊佛像由88头骆驼拆散运输，准备送往拉萨，是乌珠穆沁旗王爷朝圣的礼物。古柏察请当地工匠照着他携带的模型仿造了一尊基督像，“结果制作得非常成功，我们很难分辨得出是复制品还是原物”。

但是，波兹德涅耶夫有不同看法。他说，虽然当地的喇嘛宣称，多伦诺尔的佛像比北京和蒙古其他地方的佛像做得好，尺寸准确，贴金也更牢固，但他认为，“这多半是照着多伦诺尔匠人的话说的，因为他们都不择手段地想要破坏北京的竞争”。

剑虹生年到多伦时，当地已经有了可喜的进步。随着清政府新政的铺开，多伦也设置了警察局，配备40名巡警，教习还曾在日本游学。街上还有牛痘局，为人种痘以免疫天花，只不过开办四五个月来只有几个人敢于尝试。城里还开办了高等小学堂，设有物理、地理、体操、画图等新式学科。街面上的商业也发生了变化，从锦州、朝阳等地来的商人开办起“关东庄”，销售卤虾油、酱瓜等特产。

因时代变化而逐渐衰落

年9月10日，距离多伦公里外的张家口火车站，一列专车停靠在月台。几名军官拥簇着一位青年将领走出车厢，开始对列队迎接的军人训话。突然，外围传来一声枪响，接着听训的军人中有人拔枪射击，青年将领被身边人慌忙架上专车。车厢屡屡中弹，玻璃碎了几块，终于鸣笛驶出车站。同时，架在月台天桥上的机关枪开始扫射，站台上的军人顿时倒地一片，死伤枕藉。

险些遇害的青年将军，正是奉军少帅张学良。他奉父亲张作霖之命，向听训的奉军骑兵第14师军官宣布缴械命令，没想到闹出了乱子。张学良的卫队长姜化南和几名随从被打死。卫队提前部署的机关枪，则打死打伤骑兵第14师多名官佐。

这一幕与多伦直接相关。几个月前，张作霖与原本携手打赢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冯玉祥反目，双方大打出手，战火由北京蔓延到草原。年8月，张作霖的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围绕多伦展开拉锯战。

奉军骑兵第14师官兵中不少人出身土匪，在攻占多伦之后纪律荡然，借搜索国民军之名大肆抢劫。有的掌柜被指协助国民军，被石头打碎了头颅。有的粮栈储存的白面，被奉军认定是国民军军粮，被抢劫一空。汇宗寺也被劫掠，喇嘛、居民遇害者余人。进入民国后走向衰落的多伦，遭到了致命一击。

多伦诺尔在民国初年正式设治为多伦县。当时，全城仍有多家商铺。但随着外蒙古变乱，张库大道贸易中断，部分商号因而歇业。同时，外蒙古各旗所遣喇嘛供给断绝，北洋政府支付给汇宗寺、善因寺的经费锐减，宗教活动规模减小、僧人数量下降，多伦商业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。

年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到了海参崴，中国东省铁路从满洲里修到了绥芬河，支线从哈尔滨经奉天铺到旅顺口，北京到张家口、奉天也修筑了铁路。孙中山规划的10条交通线并未落实，草原上的商人开始向现存的铁路沿线靠拢。道光年间张家口仅有多家商铺，到民国初年已经超过家，远胜其所隶属的宣化府城，更不用说多伦。

多伦的旅蒙商回忆，年之前，生意还是好做的。年皮毛牲畜的贸易额还能达到三千多万两银子，税收60多万块现洋，比归绥和包头都要多，也因此成为军队觊觎的对象。年兵灾后，身为汇宗寺活佛的章嘉呼图克图向张作霖控告。张学良奉命处理此事，才有此前的一幕兵变。

事后，骑兵第14师的师长、旅长均被撤职，一名团长被枪毙。但多伦却从此一蹶不振，大批商户无力复业，人口迅速流失。年，多伦县城人口为人，到年仅剩人，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居民点。年，国民政府官员杨溥奉命调查多伦，看到的是商店大半倒闭，市面贸易萧条，“巨厦栉比，内不过伙友数人，看守旧业，静待时局之转变而已”。汇宗寺的佛像，也被奉军劫掠盗卖一空，寺中摆放的只剩一些粗制滥造的新品。

尽管如此，多伦在贫瘠的察哈尔仍然属于一个商贸中心，所谓“察省税收，五分之三在张库通商，五分之一在多伦，五分之一在张垣及口南十县”。年长城抗战期间，多伦再度沦为战场，被李守信所部伪军占领，成为其察东警备军驻地。战后，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，出兵收复各县，多伦成为重要目标。

年7月，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指挥所部围攻多伦，经过五昼夜攻防，守城伪军开东门逃窜。虽然守军将领李守信宣称，自己是与同盟军谈判后撤退，“因为事前双方约好，我出多伦的时候，还表演了一番突围战斗”。但沦陷了72天的多伦毕竟得到了光复，加上这座小城名声在外，战斗被抬到了极高的位置，被视为“收复察东大业，遂告完成”的标志。战后，抗日同盟军总结历史，将此战称为“此一有关人格与民族生存之战胜事绩，实为中华民族革命史上特有之一页也”。

这也是多伦历史上最后的高光时刻。抗日同盟军失败后，多伦再次被李守信所部伪军占领。抗战期间，成为伪蒙疆自治政府辖下普通小县城。伪政府自己的调查报告也称“多伦已经失去了过去的繁荣”，“当时很有名的佛像制造工匠和工艺师的手艺失传，特殊行业的人员锐减，昔日留下的宏伟的山西会馆、直隶会馆与现实的衰败呈现出鲜明的对比”。年，汇宗寺只剩下70多名喇嘛，善因寺还有50名。

年8月8日，苏联对日本宣战，出兵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。8月14日，苏军进驻多伦，汇宗寺于混乱中遭到焚烧，成为一片废墟。年苏军撤离后，国民党政府接收多伦，这里成为多伦专员公署、多伦县和多伦诺尔旗等多家机构的驻地。年4月23日，解放军攻克多伦。经过统计，此时在多伦的旅蒙商仅剩人。

一代塞外商都的历史，终究归于沉寂。